凤栖原大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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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栖原大墓就是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,位于西安南郊凤栖原上,地处秦汉时杜县东部,东距西汉宣帝杜陵约6公里,西北距西汉长安城约40公里。
中文名
凤栖原大墓
地    址
西安南郊凤栖原上
时    期
秦汉时
特    点
规模大,规格高

凤栖原大墓凤栖原大墓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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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墓主人为张安世,张安世为张汤之子。性谨慎,以父荫任为郎。汉武帝时,因其记忆力强,擢为尚书令,迁光禄大夫。汉昭帝即位,拜右将军,以辅佐有功,封富平侯。昭帝死后,他与大将军霍光谋立宣帝有功,拜为大司马。为 2008年8月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西安航天管委会基本建设中,发现该家族墓地,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,对其进行了勘探发掘,目前已有许多重要斩获或突破。出土重要文物1800多件,其中700多件彩绘陶甲士俑和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鎏金银、错金银青铜器,有着重要学术意义。

凤栖原大墓墓地阶段发掘几项主要成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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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墓园布局
该墓地规模大,规格高,主从分明,序列整齐,时代自西汉中晚期延续至王莽时期,面积约4万平方米。墓地核心区域是一平面略呈方形的墓园,东西长约195米,南北宽约159米,由甲字形大型墓M8及其从葬坑K1~K6、中型墓M25、高规格祠堂建筑(基址)以及4条兆沟构成。墓园周围祔葬十数座中、小型墓,与墓园一起构成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。
M8位于墓园的中心,长65米,宽24.5米,深15米,北向,斜坡墓道。墓内前后分置砖椁木椁两重结构的椁室2座和土圹木椁结构的耳室3座。墓室开挖和回填规划细密,其东、南、西三个壁面均留有整齐划一的“之”字状台阶。墓室建筑、回填过程也留有非常重要的迹象,表明当年葬埋时也有非常复杂的礼仪活动。
M8东西两侧置从葬坑6座。从葬坑均为南北向长条形,宽4~5.5米、深约5米,长6~38米,北端设阶梯式通道。目前发掘的K3、K4、K5、K6中清理出着衣式彩绘陶甲士俑、木甲士俑、小型车马和一些青铜器物。
位于M8东侧偏南的M25很可能是M8墓主的夫人墓葬。墓呈甲字形,北向,砖券墓室,斜坡墓道,出土有玉衣残片、陶器、车马具等。
M8正东约80米处有祠堂建筑,编为一号建筑基址。一号建筑基址主体部分是面三进五的方形堂室,边长19米,现已经清理出较为完整的台基、柱础、门道、回廊、踏步、散水等建筑遗迹。祠堂建筑后期还经扩建,扩建部分遗迹虽然零星破碎,但地层关系仍清晰可寻。
墓园四围有兆沟,兆沟深度均为2~3米,长宽则各不相同。南兆沟长70米,宽达20米,北兆沟亦长70余米。东西兆沟则分别长20米许。
墓园外侧祔葬后世墓葬,东侧有祔葬墓9座,呈南北一字形排列;西侧有祔葬墓1座;北侧有祔葬墓2座。祔葬墓均朝向主墓,即东侧的墓道西向,西侧的墓道东向,北侧的墓道南向。现已发掘祔葬墓10座,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钱币器物,该墓地从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王莽新朝,且布局完整,有明确的向心特征,对汉代丧葬制度研究无疑有特殊认识价值和重要学术意义。
2.大墓M8的从葬坑
M8两侧6座从葬坑有特殊的文物内涵,也为判断墓主提供了重要标尺。目前发掘清理和部分发掘清理的有5号从葬坑、6号从葬坑、3号从葬坑、4号从葬坑,已经取得了可观收获。
从葬坑皆挖筑,比较规整,底部皆设木椁,木椁内尚有彩饰痕迹。椁底放置随葬品,主要是陶甲士俑、木甲士俑及与军旅题材有关的各种金属兵器、其他用器等。
从葬坑K5已基本发掘清理结束。K5位于M8西南处,原始地面已遭破坏,开口于耕土下,打破黑垆土和马兰黄土。其平面略呈“凸”字形,总长约12.8米,坑长8米,宽5.2-5.35米,深4.9米,北边有台阶式通道。坑底部设置楔卯结构的木椁室,长5.34米,宽2.3米,高约1.4米,由垫木、地板、立柱、侧木、棚木、封门等构成。坑的北端置封门两道,封门之外(北)即是台阶式通道,通道长4.8米。
木椁室北部(端)靠近通道的位置出土有青铜钟2件、青铜钺1件、陶器2件,以及数量较多的小型铁剑、铁戟、铁环首刀、漆器残迹等。
木椁室主要随葬品是着衣式陶甲士俑,按每排(东—西方向)15件、共17排,共约放置255件,出土时大体保持原有位置,只是已倾倒成为头南脚北斜向仰卧或侧卧的姿势。甲士俑陶制彩绘,装木质胳膊,高58-61厘米,着衣披甲,束巾戴胄,执兵列队,气宇轩昂。每件俑一般配置一件兵器(剑或戟或弩),部分俑配置两件兵器,有些俑还负有箭囊。从武器配置区域看,位于椁室边侧的陶俑大多配置有铁戟,而位于中部的陶俑大多配置弩机。
陶甲士俑皆裸体,头、躯体、腿足等主体部分模制并加以修饰,发髻、生殖器、足趾等部位则以手工捏制,烧成后再装胳膊,施彩绘,着衣戴饰,制作相当细腻。现在这些甲士俑的胳膊、衣、甲装等都已腐朽成灰,不过俑体依然姿容生动,彩绘鲜亮。
该坑内还出土“卫将长史”、“当百将印”铜印,弥足珍贵。
3. 墓园周围的祔葬墓
凤栖原墓地祔葬墓以墓园东边9座脉络最为清晰,这次已发掘了7座,有不少重要发现。其中M3为积沙墓,M4为积沙积石积炭墓,M5为砖室墓,M6、M7则为洞室墓。各座墓皆严重被盗,所幸墓葬形制还都完整,耳室都有重要器物出土。
M4处于墓园东侧约20米处,墓室居东,斜坡墓道朝西,总长约36米。该墓葬为积沙积石积炭墓,呈甲字形土圹状,墓道、墓室壁面均留台阶,共三层,以防壁面塌垮。墓室与墓道交接处有木结构封门 ,将墓葬分成墓室和带有耳室的墓道两个单元,各室内共出土随葬品172件(套)。
墓室平面呈长方形,开口南北宽12,东西长16米,深12.7米。棺置(朽化唯留痕迹)于木椁中部,木椁之外又有砖椁 ,木椁之外六面均堆积木炭。砖椁之外六面均填有沙、石。沙、石逐层设置,共厚约6.3米。砂、石堆积将砖砌椁室包围在中间,以能够最大可能的防盗。沙石堆积达440余立方米。但椁室依旧屡屡被盗,余留陶器残片、五珠钱币、玉器残片、棺钉等物。
墓道南、北壁在靠近墓室的位置各设有土洞状耳室一座,室内为木箱结构,置随葬器物,均为土坯封门。 北耳室,放置有陶罐、釉陶罐、原始瓷罐、陶壶、车、马、伞等。其中陶器36件。 南耳室,放置有木箱、铁釜、陶钵以及百数件铁质随葬明器构。
该墓葬是西汉中晚期典型的积沙积石积炭墓,在该家族墓地中较为重要,为研究该时期大、中型墓葬结构的发展变化,以及深入研究该家族财势消长,提供了典型而又重要的资料。
M9位于墓园西侧约20米处,墓室居西,墓道朝东,总长约22.4米。
该墓为长方形斜坡道砖券墓,墓室拱顶,分为前后室,前室北侧有壁龛,砖封门。被盗。
墓道平面近长方形,长18,宽0.88米,坡度25°。墓道内填五花土,较为密实,但不见夯打痕迹。墓室位于墓道西端,底部距地表约10.10米。前室长1.94米,宽0.96米,高1.40米,出土釉陶壶1件,漆器残件、泡钉等。龛室附于前室北壁,地面高于前室地面,有釉陶壶1件,陶罐、铁釜各1件,以及漆器残件。后室长2.36米,宽0.96米,地面高于前室地面,为放置棺处,散见一些人骨和棺钉,漆器残留小铜件,棺痕迹象不明确,以人骨遗留迹象推测为单人葬。
因盗扰严重,木棺的位置尺寸不详,葬式葬法、墓主身份均不明。但墓葬形制、余留陶器的特征等材料分析,该墓时代属于西汉晚期,不晚于王莽新朝。

凤栖原大墓出土珍贵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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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栖原墓地目前已出土各种器物1800多件,有金器、鎏金银错金银器、青铜器、铁器、原始瓷器、陶器以及漆、木、革、衣等有机物类杂器饰物留下的许多遗迹等等。
1.M8前椁室出土的两辆原大彩绘车辆,出土了较多鎏、错金银的铜车马器,同时清理出了非常漂亮的彩漆车轮和伞盖等遗迹;M8耳室还清理出20多枚 “卫将长史”封泥,出土许多原始瓷、彩绘陶或釉陶的壶、罐等,其中有些釉陶壶、罐上还饰有彩绘。
2.从葬坑已出土陶甲士俑700多件,甲士俑所佩刀、剑、戟、戈、矛、镞、弩机等铁兵器1000多件,青铜滴漏、青铜钟、青铜钺、铜印章和成套铜量器、衡器等40多件。许多器物与迹象有明显的配套或组合关系。
3.祠堂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,有方砖、条砖、空心砖、筒瓦、板瓦、瓦当等,还出土有“长乐未央”文字瓦当和回纹砖。
4.祔葬墓也出土了数量较多、类型丰富的陶器、瓷器、釉陶器以及玉器、钱币、车马器、铁质炊器等随葬品数百件。还清理出了一些皮质甲片和一些漆器残片。一些陶器还有残留物可供检测,以确定其用途和意义。

凤栖原大墓墓园主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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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8的从葬坑K4中,发现大型篆书“张”字铜印,印面长7厘米,宽4厘米,有捉,表明该从葬坑为“张”氏所属,亦即标示该大型甲字形墓葬M8的主人应为“张”姓,该墓园即为张氏墓园。M8耳室出土20多枚“卫将长史”封泥,则表明墓主可能职掌“卫将军”。西汉一朝担任过卫将军的张姓,文献记载唯张安世一人,而文献记载张安世的葬地也正好在这一带。
张安世死葬有记。现揭示出的如此高规格的墓园、大型高等级漆绘车辆、高等级从葬甲士俑、高规格祠堂建筑和许多高规格的随葬重器,也都与文献记载张安世死后御赐茔地,御送“轻车甲士”,将作“起冢祠堂”一一相合,文献与发掘资料双重印证了该墓园即属宣帝赐予的墓园,墓主应即张安世。
西汉一朝,张安世的影响仅次于霍光,在宣帝朝“麒麟阁十一功臣榜”上,“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”即位居第二。霍光死后,张安世以大司马卫将军并领尚书事而位极人臣。张安世一门三侯,张安世家族也以八代高官大宦未失侯位,为史家称奇,认为“自昭帝封安世,至吉,传国八世,经历篡乱,二百年间未尝谴黜,封者莫与为此”。
考古发掘揭示的墓园及周围祔葬墓所反映的家族墓地的基本情况,与张安世及其家族的消长和所处时代的变化完全符合,凤栖原家族墓地亦应是张安世家族墓地。

凤栖原大墓意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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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一年来的发掘研究,我们已基本确认了凤栖原墓地、墓园的属性,清楚了它的基本范围、布局、形制以及墓园墓地之间复杂的前后关系。凤栖原汉墓群应该是一处以M8所在的墓园为核心的家族墓地,从时空延续角度讲,它也是在早期张安世墓园的基础上,逐代向周边延续扩大的家族墓地,由墓园到家族墓地的变化特征明显。祔葬墓时代越早,规模越大,时代渐晚,规模渐小,时代最晚,规模最小,时代从公元前62年开始直到王莽新朝,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张安世家族消长变化的标尺,看作此一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变化的特殊标记。完整的“列候”级别的西汉墓园及墓地的发现极为罕见,有着明晰的时代脉络和墓主确定者更是难能可贵,应有非凡的历史学、考古学的价值。
西汉家族墓地墓园布局设置如祠堂、兆沟、从葬、陪葬等等,都有其值得注意的特点,尤其是其中的“御赐”因素等,这些都极大丰富了汉代社会丧葬礼仪制度研究资料,对于认识其他汉代高等级墓葬的葬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。这次发掘中发现许多有独特认识价值的考古迹象和重要文物,大量陶甲士俑、木甲士俑和高级车马资料的出土,都刷新了我们相应领域的考古认识,众多种类的随葬器物,不仅等级高,而且由于墓葬年代清楚,器物演变的轨迹和序列清楚,从而成为考古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甚至时代标尺。
此次发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收获,我们清理出了大型墓葬M8填埋时多个复杂步骤中所留下的建筑痕迹,这对古代丧葬制度研究提供了全新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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